他和毛泽东一起，关心和指导着这所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人才高等艺术学院的成长。

由于批张扩大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37年4月，凯丰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为他在指导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工作中，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伤害了四方面军许多官兵的感情。

1937年4月3日，因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悲剧终于发生了：延安红军大学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等30多人，因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毛泽东去看望被捆绑关押中的许世友等，一句“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使许跪地大哭，这样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部长

1938年3月，凯丰被派往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当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

1938年4月2日，张国焘背着中央以祭黄帝陵为名离开延安，又经西安，11日逃到武汉。奉党中央指示，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一起，对张国焘做了耐心而紧张的批评和挽救工作。在这一政治事件的关键时刻，凯丰做了许多富有智慧的工作。

后来，武汉危急，凯丰随长江局迁到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凯丰是六个常委之一，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一起，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凯丰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主抓宣传和党报工作，兼任《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

凯丰与郭沫若、田汉、阳翰笙、老舍、徐悲鸿等文化名人，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及时传达党的指示，并且通过他们指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甚至营救一些进步文化人。194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电示博古、凯丰立即回延安。凯丰回延安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文化和干部教育方面的工作。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讨论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也为翌年开展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后，2月8日，延安干部大会召开，由凯丰主持会议。他先讲了开会的宗旨，接着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3月16日，凯丰任代部长的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通知》，强调党报要与党的政治生活连成一气，反映党的工作；4月3日，中宣部又做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导着全党整风运动顺利进行。

为了更好地领导整风，5月下旬，中央成立了总学委，其成员是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这年秋天，毛泽东邀集凯丰、陈云、博古等到他的窑洞，谈整风运动的指导问题，说：“我们这个会，也可以说是个神仙会。”这话也表明了凯丰当时的重要地位。

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致信凯丰，商谈改进《解放日报》，党组织如何利用报纸开展工作，以及中央设立编译部等重大问题。同时，毛泽东还要他负责指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安慰凯丰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儿也就好了。”由此可见，俩人的情谊甚笃。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凯丰肩负着这方面工作的统筹运作重任。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凯丰等遇到了麻烦。代表们因为他在江西苏区时，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而拒绝投他的票。毛泽东出于对凯丰的关心，让他在大会发言时，对过去所犯路线错误作了检查，以争取主动并取得代表们的谅解。毛泽东还做了三次解释工作。在5月24日一次选举前的会上，毛泽东对代表们说：“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人家把账记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尽管苦口婆心引导、解释，结果凯丰还是落选了。对此，毛泽东亦感惋惜和无奈。

在东北局和高岗产生了矛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出两万名干部和11万大军紧急开赴东北，凯丰与张闻天、彭真、陈云等一起踏上征途。9月14日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凯丰任东北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1945年11月1日，他在山海关领导创办了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该报出刊周年时，凯丰致信毛泽东，请求题写报名。毛汉东欣然题写并回信：

凯丰同志：

    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各同志均此问候。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延安鲁艺于1945年上半年赶到东北后，凯丰一直关心着它的成长。学院的建制，机构的调整，主要干部的任用以及教学方针等，他都给以指导。1947年7月4日，凯丰还专门来校讲话，肯定鲁艺在东北一年来的工作，并根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革命文艺的目的和创作等重要问题。1948年4月，凯丰还仿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继续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推进东北文艺运动。

1952年上半年，凯丰兼任东北最大最重要的城市———沈阳市委书记。此时他看到中央宣传部2月19日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其中有领导人镜头出现。凯丰认为不妥，便将他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东北局书记高岗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火。认为凯丰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是瞧不起他，两人发生了一些摩擦。为此，高岗2月26日给毛泽东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第二天（27日）复电高岗，说：“凯丰电报中主张是正确的，已采纳。”“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毛泽东明确支持了凯丰，同时也是对高岗霸道作风的批评。

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高岗在东北搞独立王国和家长制，使凯丰在工作中困难重重。1953年，凯丰奉调进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职务与延安时期相同，仍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身边工作。这年的12月，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因编“毛选”暂离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毛泽东特批示：“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这样，凯丰的岗位就更加重要。他及时了解中央精神，每天负责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工作，切实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批判胡适和《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毛泽东还把许多要件批转给凯丰，例如毛泽东1954年写的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受信人就有凯丰。

后来，凯丰因病逐渐难以正常工作了，1955年3月23日在京逝世，终年49岁。邓小平主持了凯丰追悼会。（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