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不承认错误，反过来给张闻天乱扣右倾的帽子，说张闻天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

张闻天一向温和沉静，面对博古这种蛮横态度，也无法按捺内心的气愤，当即予以批驳。他据理力争，越说越激动：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污蔑!我坚持，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

博、洛二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也没法开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没有一个作声。

其实，军委大多数同志是赞成洛甫的意见的。只是在那样的场合，不便发表而已。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在广昌战斗后就曾当面斥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他们把好不容易创造的根据地断送掉，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就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同洛甫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至发生冲突的同时，“毛洛”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相信任，亲密合作起来。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两人人会的消息，一起发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以后毛、张的行踪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由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只是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当时去国外，在20年代两人未曾会面。

张闻天同毛泽东会面、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开始，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关系平常。不久，张分工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接触的机会多起来，对毛也有所了解，并逐渐接近。

毛、洛合作的历史契机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及其后的人事变动。

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全会以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单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得到了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漩涡中的张闻天，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排挤”。在行动上，张闻天当然还是服从中央集体的决定。这样，从1934年2月起，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地也紧靠在一起。

洛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泽东的意图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泽东合作，尊重毛泽东的态度。洛就职以后，同毛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移交工作的意见。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参加和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管的，洛接任以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汇报和请示；毛仍然参与经济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这样，毛洛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从几件具有标志性的大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洛合作”发展的进程，以及毛洛之间的关系到长征出发之际达到了何等亲密的程度。

第一，洛发表毛的调查报告，并与毛合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分6期连载毛泽东的两个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是两个调查报告的首次发表。不仅如此，洛还效法毛的办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标明“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这是毛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洛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合集。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毛洛合作”的一个标志。

第二，在广昌战役问题上，毛，洛一致采取反对态度。

    前面已经提到，在博古、李德准备组织广昌战役时，洛、毛一致反对：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洛在军委会上激烈争论，毛是支持洛的。广昌战役问题上的分歧或一致，使得“博洛矛盾”又加深一层，而“毛洛合作”则前进一步。

第三，长征出发前毛、洛两人在“云山古寺”的坦诚交谈。

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毛、洛的住处都搬到云石山上的一座小庙“云山古寺”里。堂屋一侧厢房住毛一家，另一侧厢房就是洛的房间。两人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毛1934年9月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洛甫打电话求助，洛立即派傅连嶂星夜赶去诊治。

长征出发时，洛甫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红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所有高级干部的去留，都已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在组织人事方面，洛甫有权能做的事，只是提出中央政府随军转移的中级干部名单，交“最高三人团”批准。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团”列入“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中。秋白向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表示希望“走”。洛甫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陈情。博古一点没有商量余地，硬是以病弱为由把秋白留了下来。

而此时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境遇比洛更差得多。从赣南会议(1931年)到宁都会议(1932年)，到六届五中全会(1 934年)，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这时，洛和毛都住在“云山古寺”。眼看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现在又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他俩心中都充满抑郁、愤懑之情。有一天，洛、毛二人坐在住处前黄桷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洛向毛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满。洛毛之间这次坦诚的交谈，使他们的关系，在踏上长征征途的前夕，进人了一个称得上是战友的全新的阶段。

第四，长征出发前夕，张闻天署名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决策，在广昌战役失败后的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已作出。向共产国际报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但当时中央领导人仍没有适时做出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直到9月下旬，才要张闻天撰写一篇社论，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作出解释，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

这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于9月26日写成，发表在9月29日《红色中华》报上，署名张闻天。张闻天在社论中回答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红军为什么要实行战略大转移?他对“进攻路线”作出了新的解释，说明依照当时的环境，不单采取进攻、反攻，就是采取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也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他分析了实践中运用的各种各样斗争方式，肯定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以便“缩短战线”，突破封锁“转移地区”，是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可取的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方式，相当明确地预示了中央红军即将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张闻天还进而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这一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层次上，阐明应该怎样看待突围转移的战略决策。他自觉运用这一带规律性的认识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发展轨迹作出概括，并进行批判。这篇社论，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次概括，标志着张闻天的思想已经跃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一比较自觉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反对“左”倾路线的高度。（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