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以上4件事情可见，到长征前夕，洛甫的思想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特别是革命战争基本规律，同毛泽东的认识已经非常接近以至基本一致。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够完全胜利的。用这样的战略思想武装全党全军，来指导中国革命，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张闻天虽然还没有冲破“进攻路线”的外壳，但已经十分明确地在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对于主力红军的突围西征来说，这是到那时为止得到深刻表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过了老山界，毛、洛、王批评李德、博古。通道会议：决定“转兵”。黎平会议：作出战略方针决定和到遵义后开会总结经验教训。黄平橘林谈话：洛提议毛出来指挥军事

在长征开始时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给毛、洛、王3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环境。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幽默地用“担架上的‘阴谋’”做标题专门写了一章。张闻天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则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时，“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红军西征开始时，好像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据地所有“家产”全都搬走。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的电线，更不用说各种文件、档案和中央金库的金银财宝了。用驮子和挑子组织起来的运输队绵延好几里。所有野战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过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因为同南天王陈济棠的粤军签了停战协议，所以还算顺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敌人布置在湘江沿线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凶猛的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西征的红军已经失去了原定的到达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陷人了困境。“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丧失了指挥的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有时还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比划。军事顾问李德老发脾气，不但不认错，还把湘江战役的惨败归结于没有及时执行他的决策，认为是意见分歧延误了战机。毛、洛、王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1934年12月4日至6日，红军翻越地处湖南、广西交界的逶迤苍茫的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部队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毛、洛、王一起，就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他们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红军本应运用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而李德等人却否认这些成功经验，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的办法。开始时实行“全线出击”，在敌人进逼下又变为“全线防御”，致使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得逞。他们批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惶失措的逃跑，西征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动，一路避战，对孤立疲惫之敌也不主动反击。

过了老山界，在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行军途中，毛、洛、王同李德、博古一路争论的的问题，除了上述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西征的军事指挥问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亟待解决的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洛、王指出，李德、博古坚持认为只有到达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这个方针也是错误的。

在红军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在湖南洪江、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4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在这样的情势下，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12月9日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是要往这个口袋里钻。洛甫了解战局的重要变化后，立即找到毛泽东，告诉毛敌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对策。洛同毛、王一起向周提出：在去湘西的路上老蒋已经设置了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经丧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934年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县城。12日，在通道举行了中央领导人的紧急会议———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博古全然不顾变化了的、不利于红军的情况，还是机械地要向二、六军团所处地区推进。这实际上是自投罗网，把3万多红军往虎口里送。会上，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李德的方针，建议向贵州进军。这个建议本来就是毛同洛、王商量后提出的，洛甫当然坚决支持。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这样毛、洛、王的建议遂为多数人赞成而通过。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再一次十分紧迫地提到日程上来。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洛和毛一起同李德、博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人黔西的主张。会议通过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还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在继续前进的路上，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洛甫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洛甫和稼祥的两付担架放下来休息。其时是农历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绿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橙红的橘子。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问洛：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洛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稼祥当晚就把洛甫的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0天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草塘)开会，批评了博古、李德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洛甫作“反报告”，毛泽东作重要发言。会议最终作出四项决定

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取得胜利。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