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能力的“硬伤”

    《晾望新闻周刊》第28期刊登记者专稿说，经过10余年的公务员队伍规范化建设，我国的党政干部队伍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基层机关公务员形成了以  “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为主体的格局。不少年轻干部理论知识强、文化素质高，但缺乏基层工作经历，不会与群众打交道；他们台上能演讲，台下却不会谈心；能走省出国招商引资，却不善走街串户排解民怨争取民心。

    记者在广东、江苏、浙江的区县采访时有一个感觉：老乡村书记、老车间主任出身的干部，不管豪放还是内敛，不管能说会道的还是寡言少语的，对世态人情都有着通透认识，他们对群众的心理把握得很准，跟老百姓共闯难关共同收获、折服“刁民”息讼止争的悲喜经历让人心驰神往。比较而言，一些年轻干部在谈话中名词术语、战略思路层出不穷，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很精彩，而对群众的愿望、要求却比较陌生。

    有关专家称，现在，我国公务员制度正逐渐向文官体系过渡，在这种国际流行体系中，公务员主要是按既定法律法规和程序处理行政事务，较少承担直接做人的工作的职责。但现阶段的中国国情是，党政干部集决策与执行于一体，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文官体系的那一套。如果我们的一些基层于部不善于与群众打交道，不善于化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不足，将成为执政能力的“硬伤”。

    新阶层成为统战新着力点

    《隙望新闻周刊》第30期刊登记者专稿透露，我国新的社会阶层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这些数据令人不禁惊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正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

    中央主管部门日前在部署工作时强调，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作为新的着力点，开展调查摸底，加大培养力度，拓展工作渠道，做好培养、安排和使用工作，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团结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六个方面的人员。来自有关部门的评价表明，新的社会阶层以其掌控的资产、拥有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作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其力量不可低估。

    中央党校青连斌教授指出，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和发展造成的与既有阶层的矛盾和冲突，根源就在于他们之间利益分享的不平等。

    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许睢宁处长坦言，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有责任有能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我国新的社会阶层并不成熟、内部良莠不齐，他们并不完全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社会也没有完全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因此，目前其他社会阶层的一些群众对他们有着消极的认识和看法，如“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对慈善事业“一毛不拔”等。对此，专家们认为，慈善募捐、税收等都可以作为积极引导新的社会阶层回报社会并投身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手段。

     应加强对党建的多学科研究

    韩强在2006年5月29日《学习时报》撰文提出，重视多学科交叉应用研究以不断拓宽本专业研究的视野，增强研究的深度是学科理论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党建研究也不例外。今后有必要强化对党的建设的多学科研究，以充分吸收各学科的优点，促进党建研究的开展。一是在研究领域上要有新的拓展。既要提高研究者的党建理论素养，也要多和党建工作者交流合作，以提高研究的针对性。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更加注重实证研究。目前实证研究正在为众多学科所采纳，实证研究取得的数据往往更有说服力，党建研究今后应更多地用数据来说话，要以更多地采用调查、跟踪、比较等方法来促进党建研究的繁荣。三是在实现多学科研究结合上要有新的思路，建立新的机制。尤其要提倡以多学科的方式承接党建研究课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四是努力培养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从事党建跨学科研究的学者队伍。要鼓励跨学科学者加盟党建研究，对取得的突出成果，对其中的优秀者都应给予奖励，同时要注意吸引知名学者的参加，力争做到争取一批，巩固一批，提高一批，真正把党建学者队伍带动好、培养好、建设好。   

    正确的舆论监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旋律

    姬建民在2006年6月2日趴民日栅撰文认为，正确的舆论监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旋律。舆论监督是一个社会的减震器和解压阀，是衡量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社会机制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志。这个主旋律要求我们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关注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既报道真、善、美，也揭露假、恶、丑。只有那些不正确的舆论监督，才不是主旋律，甚至是杂音、噪音。不讲新闻真实性，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不按社会大多数人的要求反映真实情况，这样的“舆论监督”，是不正确的，非但起不到舆论监督的作用，反而会混淆是非、蒙蔽视听。然而，一些人认为，只有那些拥护、歌颂、赞美的舆论才是主旋律，而那些对社会上某些组织和个人的违法、违纪、违背民意的不良现象及行为，通过报道进行曝光、揭露、批评的舆论监督，则不是主旋律。后者甚至被指斥为“不懂政治”、“唱反调”、“破坏安定”、“让人难看”等。社会稳定当然要维护，但这个“捂盖子”的理由却站不住脚。有些人所说的稳定，不是党和人民所希望的稳定，而是考虑他们既得利益的稳定和个人权威的稳定。应当明白的是，以剥夺公众的知情权为代价，掩盖官僚主义和渎职腐败等行为，所维护的稳定并不是人民需要的稳定，而是他们“官位”的稳定。这不过是“掩耳盗铃”的现代版。只有勇敢地揭露矛盾，及时地解决矛盾，才能从根子上解决不稳定的问题。

    农村文化生态保护的三个步骤

    潘鲁生在《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撰文指出，农村文化生态作为传统文化的母体，对于我们的文化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保护爿：发展农村文化生态，不可一蹴而就，应在深入考察农村文化生态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方式予以开发性保护。第一步，应该考虑农村民众的文化心理。这是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基础，后续复杂、多样、多变的文化形式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心理中，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寻求和谐、吉祥的心理。中国农村文化产业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结合，才能适应当代的消费观念，并有利于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保扩和发展。第二步，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农村文化产业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行为，而且还是一种经济行为，其巨大的包容性有利于资源的整合，其运作方式应该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经济运作规律。另外，应该倡导致富的农村主动介入新科技，使之与农村文化相结合，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文化产业的手段和形式的变化，关键在于它能够与产业内容相融合形成新的文化样式。第三步，营造适于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及社会环境。

    弘扬长征精神的深意

    最近《望新闻周刊》有文章指出：    长征的胜利靠党的坚强领导、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团结的力量。特别是长征的胜利还是理想信念的胜利，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当前，虽然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得到了高速发展，但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民族核心价值观建设上，以及民族主体意识建设等方面确实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慢慢被淡忘了。西方文化日益东渐，并不是说西方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但我们要有自己的东西，要有独立的精神支柱。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我们要防止只看到物质看不到精神，从而导致人们“心灵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