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整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桑玉成，陈家喜在《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 3期撰文认为，政治整合是将明显的地域、价值观念、社会群体、目标体系和行为方式进行有效协调和统一的政治过程。政治整合的推动者是政府和执政党，目标主要是保证在地域、价值观念、社会成员、目标和行为等方面内部分化严重的国家或政治体系不致出现分裂，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统一。在当前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转型期，在社会结构日趋裂变，群体逐渐分化，并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群体之间的冲突、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危机和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不满与反弹行为的情况下，包括执政党和政府在内的公共治理机构进行有效政治整合以克服危机，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和政治稳定，就显得十分必要。对此，首先要进行社会群体间的整合。一方面要抑止过分的财富分化，另一方面，要严厉打击腐败，消除干群紧张关系。其次，要进行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整合。一方面要通过倡导主流的政治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另一方面，要摒除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以及由市场经济引发的错误观念。

     工资与经济增长不同步

    王智勇在2006年6月13日肿国财经报))撰文指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职工工资的增长远落后于经济总量的增长。这表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和实惠并没有为创造这些价值的职王们充分享受到。然而也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增长幅度远高于经济的增长。这部分主要是垄断行业者、暴利行业者和具备特殊权力者，也有来自于私营和个体经营者以及企业家。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性也因此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重要话题。不仅如此，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明显。以公务员的待遇为例，大体上说，一个地区的公务员待遇反映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说是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越是经济富裕的地区，公务员的待遇越好。如此一来，仅公务员这一职业就呈现出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此外，收入的增长幅度在各个行业、部门和地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造成了人力资本配置的扭曲。高收入和高增长的行业、部门和地区成为人们争相前往的热门岗位，而那些低收入和低增长的行业、部门和地区则备受冷落。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和谐发展，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合理培育。目前技工人才的短缺实际上与前些年技工备受冷遇、待遇低下有着直接的关系。

     医改五年时间表确定

    将改变“以药养医”局面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对外发布《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为医药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等成为“十一五”我国医药行业发展主要任务。

    我国将发展现代医药生物技术，应用高新生物技术推动医药产业优化升级，加快新一代生物技术药物的研制并促进产业化发展。国家将推进医药卫生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积极稳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卫生投入，解决医疗机构收入补偿问题，根本改变“以药养医”局面。同时，我国将加快医药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药品名称管理，实施药品通用名处方制度，建立向社会药店开放的处方管理制度，加大“医药分开核算、分开管理”、“药品分类管理的实施和改革力度。

     创造治理是政府的使命

    林尚立，王华在<<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撰文认为，政府的使命在于创造治理，促进发展。作为发展的推动者，政府惟有不断地革故鼎新，才能应对一个超大社会急剧变革的需求和挑战。新中国建立以后，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段、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其他约束条件，中国政府的职能轴心进行了三次转移，职能形态经历了两次转换，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建设取向，即以政治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社会职能向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职能转换，取向于经济建设型政府；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职能向社会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政治职能转换，取向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在新时期，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之根本，不仅在于完善自身，更在于结合市场与社会，创造一个有机和有效的治理结构，以促进国家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民间组织的成长是现代社会发育的重要体现，它与政府转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基于此，政府应该把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与规范民间组织的发育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创造新型的公共事物的治理结构与治理运行机制。

     西部GDP六年翻番西部大开发自2000年实施以来已初见成效 2005年我国西部地区GDP达到3．33万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长10．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达到10％和6．8％，同时，西部生态环境也有所改善。

     建设三位一体的民主政治

    秦龙在《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撰文认为，概括而言，现代民主政治共同表现为公意政治、法治政治和责任政治的三位一体。其一，民主政治是公意政治，也就是民意政治。所谓的公意，就是指公共同意，换句话说，是以由多数人决定所形成的国家意见为依据。世界上最有力量最巩固的政治，一定是建筑在民意之上，一定以人民的利害为利害，以人民的视听为视听。其二，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民主与法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一个民主社会如果没有法治，就成为暴民政治，一个法治的国家如果缺乏民主』U将成为独裁政治。最后，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由于政治是公意政治与法治政治，所以民主政府的一切活动，必须符合公意，遵守法律，否则违反公意，不仅不合理，而且要负政治上的责任；违反法律，则非但不合法，同时要负法律上的责任。所以政治上的责任是行政机关一方面要监督并促使下级部门的行政能够适应施政方针；另一方面要注意自己所决定的施政方针能够为公意所接受。至于法律上的责任是行政机关必须注意自己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倡导民主政治的国家的行政机关是向立法机关负责，如果行政机关违背公意，立法机关可用不信任投票等方式，促使行政人员辞职。如果立法机关违反民意则选民可用罢免方式免除民意代表的职务。对于违法失职的政府官吏，议会有弹劾权；对触犯民法、刑法的失职人员，要负民事、刑事以及行政责任。因此遵从民意，服从法律，依法行政，责任分明，克尽职责，是民主政治的要义所在。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靠供求推动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需求拉动而是供给推动的，因为促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有两个，一是高储蓄率，二是资本控制。有了资本控制，银行可以很顺畅地把所有这些资本转化为投资——结果就带动了经济增长。但如果经济体系是低效率的．那么其中的大部分投资可能被浪费或者变成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但到2007年，中国将向外国银行开放，一方面储户会有新的选择，另一方面，外国银行也不会给现金流不足的公司提供贷款；另外，当中国开放资本项目，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资金有机会外流时，就不可能吸引其用于没有利润和利润不足的产能扩张；在未来十年，由于中国社会养老金系统中的资金严重不足，退休人员也将把存在银行的钱提出来。所以，这种从银行“借来”的、依赖于高储蓄率的经济增长模式迟早会难以持久的。

     转型时期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建

    郝彦辉、刘威在《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撰文指出，在转型期的城市社区中，社会资本的建构至少经历了两个过程，一是前工业化是其社区传统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沉淀，包括通过家族、社区关联和集体组织等社会关系而积累的社会资本；二是工业化过程中经由居民的再组织行动对传统社会资源的重新激活和利用。在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镶嵌着浓厚的情与义，正是这种情义文化造就了居民自主自愿、彼此配合的合作互益行动，同时共同体的合作行动也不断地创造和建构着这种文化。但是，利益本位和个体自由的现代性却越来越多地淹没着传统文化空间。所以，作为历史线索遗留下来的群体文化也需要适当的现实场景去激活，从而再造单位制解体后的社区公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过程中的社区再组织行动显得尤为重要，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培育是重建社区社会资本的关键手段。在保障社区非政府组织独立自主性的同时，政府需要通过制度建构，为它建立稳定的社会资源输入机制，打破原来单一、封闭的街居制服务提供和资源垄断结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与

    西方“人本”思想的联系和区别

    杨华在《哲学研劾)2006年第5期撰文指出，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与人本主义思潮中“以人为本”思想在肯定人的力量、弘扬人的价值上有相同性，但是其相同点也仅此而已。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第一，在以什么人为本上两者有本质的不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是以抽象的、一般性的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主张以生活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现实的人”为本。第二，在以人的什么为本上两者有本质的不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最初是费尔巴哈强调以人的生理需要的满足为本，后来发展成叔本华、尼采强调以人的意志力量为本，再后来发展到存在主义主张以人的各种情绪体验为本；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此外，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的综合发展的一个方面、手段之一；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科学技术的作用也未必都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作为人类发展的工具，科学技术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