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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摘编]理论创新与党的发展等
发布时间:2008-12-16 09:54来源:

                                                        理论创新与党的发展
      戴焰军在《理论视野》2008年第5期撰文认为,党只有结合实际不断进行思想理论创新,才能不断提高党自身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党是一个战斗的集体,而指导这个集体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科学的思想理论就是一面旗帜。要保证这个集体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首先得保持这面旗帜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保持这面旗帜在一切领域的开拓性导向力。作为一种理论,它的吸引力、影响力、导向力源于何处呢?就源于它和实践的统一性。只有合乎实践要求的理论,才能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的目标,只有能够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目标的理论,才能为人们所自觉自愿地接受,只有在这种理论旗帜下形成的人们的认识和实践的一致性,才是真正的一致性:党要团结、要统一、要进步、要发展,就必须有为实践所证明,为全党所接受的正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今天,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有七千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如果我们不能根据时代要求和实践需要在思想理论上不断进行创新,如果我们不能在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党的自身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包括苏共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甚至党自身也发生解体,而在这同时,中国共产党却大大地发展了。究其原因,根本的一条就在于我们党在理论上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深刻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反映了中国现实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需要。这面旗帜得到了全党的衷心拥护,并引导全党在极为复杂的国内外新环境中胜利前进。
改革开放前后国内突发事件的若干特征
      程美东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撰文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关于突发事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治问题上,像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1956年前后的农民退社和工人罢工事件、1962年塔城事件、“九一三”事件、天安门事件等,而对于其他方面的突发事件大都限于部门行业正常的管理事务范畴,对这类问题无论是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实际操作中都缺乏相应的系统和独特的应对机制。这就造成了该时期党和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指导性理论基本限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水平,对于相关的生产安全、交通安全、自然灾害中所出现的突发事件也多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去处理善后事宜,处理的方式也多是由所在地的主管单位决定,缺乏法律的手段,缺乏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综合学科知识来处理问题的能力,那种快刀斩乱麻的处理方式虽保证了效率,却容易失去公平,容易留下后遗症。当然,总体上来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由于生产规模小,社会化程度不高,再加上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和高度平均的分配模式极大地约束了人们利益冲突的可能性,还有城乡的高度分割,使这个时期无论是安全生产方面还是利益分配方面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比改革开放后的突发事件的确要少得多。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社会思想的活跃,利益格局的调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突发事件的发生率比之前要大得多了。这个时期突发事件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三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学潮问题,安全生产、生活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群体性事件和安全生产、生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突发事件的出现呈现以下特点。①经济危害性越来越大;②群体性事件呈持续增长的趋势;③涉及边疆稳定、部分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突发事件从公开的数字来看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刹住“一团和气”之风
     孙凤武最近在《党员文摘》撰文指出:目前,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领导班子中,存在着“一团和气”的不良风气,它败坏着党风和整个社会风气,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公害。
当下,人们不难看到一些党员干部,把与上级、同级、下级搞好关系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对于已经出现明显分歧的原则性是非问题则竭力回避,或只说些不伤“和气”的空话。在领导班子中,奉行彼此照顾的原则,以此来维系所谓的团结。
     要刹住“一团和气”之风,就必须严格要求领导班子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勇于抵制和转变一切危害群众利益的思想作风;就必须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开展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要在营造良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氛围的同时,建立起切合实际的监督制约机制。只有这样,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才能清新纯正。

                                                  和谐社会需要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

      《社会主义研究》近期刊登李斌斌、周行的文章说,改革的实质就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必然导致新的利益格局的出现,利益关系的变化是改革的必然结果。因此,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是首要问题。利益表达的需求总是产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时,如果不开启表达的大门,利益矛盾不得到解决,会日积月累,从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
      因此,必须要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可以这样说,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要深化改革,就必须协调、平衡、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建立健全兼顾各阶层不同利益群众的利益表达机制,切实保障广大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项权利;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
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由此可见,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相反,它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利益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关系趋于均衡的社会。

                                                          谨防“干部年轻化”异变

      《人民论坛》2008年第12期刊登中央党校教授林喆的文章说,近年来,“干部年轻化”逐渐被形式化。任选干部时以“干部年轻化”逐渐被形式化。任选干部时以“干部年轻化”为名,对干部不加分析地采取“一刀切”,强调班子中必须保证一定数量的低龄人。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
      文章坦言,年龄倾斜的结果带来不少弊端。显而易见的是,此举易于忽略干部的个人品德、廉洁度等因素,而出现“平庸者上”或“带病提拔”现象。所以,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并未带来干部队伍廉洁度的提高。近年来落马的一些贪官,如邱晓华、秦裕、李真等都曾因年轻而得到破格提拔的机会。另据重庆市检察院统计,“目前35岁以下干部群体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2003-2007年,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623人,占立案总数的16.69%。而同期查办的55岁以上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仅有317人,占总数的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