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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广角]任仲夷——因为梦想而伟大
发布时间:2008-12-16 09:54来源:
                                                                     □笑 蜀
      改革开放是一条宽阔的大河,气势恢宏,却也凶险莫名。多少潜流翻涌,多少暗滩密布。这样的大河之旅,因此决无可能是一次轻松的度假之旅,而毋宁说是一次空前的政治历险和精神历险。
   1985年9月,任仲夷在大连休假。这时他已从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上退下来。他终于安全着陆了,没有像他在福建的老战友项南那样遭到重创,没有像他在海南的老部下雷宇那样蒙受奇冤。当然,更没有像他的很多老领导那样,在后来的政治狂飙中悲壮地沉没。
  他终于安全着陆了。但他并没有止步。他甩开卫士,在沙滩上深一步浅一脚地蹒跚独行。纵然已是老病之躯,纵然只能挣扎着前进,他也决不回头。他知道,前面就是大海。他的背影最终融进了大海。夕阳下,大海金星狂舞,充满了梦幻和诱惑。
公开主张政治民主化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有两艘航船——一艘是广东号,一艘是福建号,那么,任仲夷和项南无疑都是最优秀的船长。
   而这样的船长之梦,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在任仲夷心中萌芽了。那时他正在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他向中央政府主动请缨,要求在大连办特区。大连特区没能落地,但他卓越的船长素质,却已经在真理标准讨论、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风云激荡中,脱颖而出。所以,以广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从广东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最高决策一经形成,广东号船长的使命,就无可争辩地落到了任仲夷的肩上。
     文革中,任仲夷跟整个民族一样在劫难逃。那张将满脸墨汁的任仲夷揪斗于万众之前的著名照片,既是他个人受难的经典记录,也是整个民族受难的经典记录。经历过文革劫难的老干部,莫不大梦初醒而迅速成熟。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成熟方式。一种成熟是看破红尘,理想主义自此云散烟消,一心只为稻梁谋,不择手段地疯狂地追逐个人利益。另一种成熟恰恰相反,它完全超脱了个人的际遇,而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反思整个民族的苦难,反思自己的历史责任,逐渐回归赤子之心。如果说前一种成熟不乏市场,那么后一种成熟同样大行其道甚至可以说已成风尚,因此才有了现在颇具规模的自号“两头真”的老干部队伍。 任仲夷是这支队伍的重要代表人物。   
        任仲夷怀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掌握全国政权之前,共产党对全国人民承诺的民主、自由和富强。他主持平反的张志新冤案,则可能是对他最强烈的震撼。他曾在看过张志新卷宗后这样气愤地断言:“无产阶级专政变了质,就会成为法西斯”。文革的血色悲剧生动地证明,不能兑现承诺,就必然走向承诺的反面。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些承诺,青年时代的那些梦想,从此在他的心中复活。1979年,当人们还只是谈论四个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现代化时,他已经公开主张政治民主化。在中共辽宁省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他明确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化。没有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化,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样的主张,在当时应该是石破天惊吧。任仲夷却视为平常,因为他坚信,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逻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党一直是民主潮流和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
  文革标志着背叛承诺的道路是一条死路,我们民族需要突围,需要找到一条新路。那条新路,应该以兑现承诺作为总方向。这样的信念,任仲夷至死不改。逝世前一年,他还如此喃喃自语:“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富强的国家吗?”他这样不断地自我拷问。青年时代的梦想,一直在他的心中砰砰作响。
率先主张发展私营经济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郑炎潮至今记忆犹新。1982年,他从他那篇有争议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抽出最关键的一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就径直寄给了任仲夷。他本人对有没有回音并不抱期待。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不到一个星期,任仲夷约他长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那次长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无拘无束,坦诚而畅快。任仲夷对他的研究给予高度肯定,并表示:“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而此时,“私”字在中国还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名词,何况“私营经济”。郑炎潮的毕业论文之所以引起争议,原因正在于此。那时人们最多谈谈个体经济,甚至就连“个体经济”,事实上也带有某种耻辱的印记。任仲夷却毫不含糊,不仅在观念上完全认同,而且要写进公共政策之中,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但这不可避免地要触怒一种势力。风暴接踵而至。
   已知的最狂野的飓风,爆发于1982年。广东成了某些人眼中的异端,特区深圳更是异端中的异端。据说有人参观深圳之后大哭一场,说深圳除了国旗是红的,其他全都是资本主义的。以反走私贩私、打击经济犯罪为由头整肃广东的政治风暴,就这样拔地而起。
   风暴在1982年初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达到高潮。某领导人在会上扬言:“对反走私贩私的活动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着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广东一位与会者后来回忆:这段话他当时听得背心发凉。甚至还有领导人扬言,这是不是运动的运动,要整掉一批,杀掉一批。当任仲夷奉召进京时,胡耀邦建议他向中央检讨。任仲夷想不通:自己一直忠实执行中央政策,有什么理由做检讨?对此胡耀邦也说不清楚,而只能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我都检讨了啊,你不做检讨行吗?”党的总书记都不能不做检讨,压力竟大到这样的程度。还不止此,当一位已退居二线的老一辈领导人召见任仲夷,当面倾泻雷霆之怒时,邓小平也在座。然而,就连邓小平,此时也不能不抱以沉默。任仲夷成了风暴的中心,成了迁怒的全部目标。一位领导人甚至公开责问:“任仲夷是不是共产党员?”稍后,任仲夷被提名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被人家毫不犹豫地否决了。                  
泰山压力不弯腰
  任仲夷付出了代价,但这毫不足怪。早在他去广东赴任之前,老战友杨易辰就对他说过:“此去广东,你不是立个大功,就是犯个大罪。”作为开拓者,风险之大谁都看在眼里。而据任仲夷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任在广东期间,“始终有人盯着”。
   任仲夷当然就更明白了。当他奉召进京检讨,胡耀邦告诉他,中央政治局对广东不放心,他后来直率地承认:“其实,就是对我不放心嘛。”
   泰山压顶。但是,任仲夷不肯弯腰。
   任仲夷奉命回广东整改,实际上是要他“戴罪立功”。如果只考虑个人仕途,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惟上,你怎么说我怎么做,甚至我做的比你说的更严厉。那就真的要整掉一批人,杀掉一批人。这样反戈一击,任仲夷的个人风险固然能够化解,但是,广东的改革开放形势,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形势,就不免要逆转了。任仲夷回到广东,奉命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为广东的改革开放“纠偏”。绝大多数地方干部都是战战兢兢而来,甚至有人把铺盖卷都带来了,来了就不准备回去了。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整个会议和风细雨,波澜不惊,他们预想中的“杀气腾腾”连个影子都没有。任仲夷开宗明义,强调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他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更要承担责任。他宣布下面的干部是好的,只要不是违法犯罪,要允许下面的干部犯错误,对有成绩的干部更应该鼓励。与会地方干部莫不喜出望外,一时人人欢腾。后来任仲夷对谷牧介绍这次会议时,风趣地说: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他就改了一个字,把“杀”字改成“热”字,结果就热起来了。
   尽管在全国范围,那时已很少再提什么改革开放了。但在这次会议上,任仲夷仍然宣布: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广东要“排污不排外”的著名口号。
   广东的改革开放因此有惊无险,继续破浪前进。而所有的压力,所有的风险,都由任仲夷一个人来顶。他用自己全部的政治生命做赌注,顶住了压力和风险,为广东的改革开放顶出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1984年1月,邓小平到广东过春节。照规定,任仲夷只有二十分钟时间向邓小平汇报。他抓住这个机会,集中介绍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就,引起邓小平的强烈兴趣,会见比预定时间多出一个小时。邓小平随后决定视察深圳特区,并对视察结果非常满意,回到广州后,终于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个辩论性极强的题词,显然是有所指的,是别具深意的。一位当事人对此曾有精辟总结:“仲夷同志的重大贡献是,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对改革开放能够坚持,顶着巨大压力,坚定不移,使小平同志来视察的时候有实际成绩可看。如果仲夷同志当时不坚持,自己承受的压力固然会小一些,但后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改革开放和创办特区是正确的。他如果退一步,内地就会退的更远。那时持反对意见的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把错误的东西反对掉了。”
   广东改革开放能有今天,中国改革开放能有今天,任仲夷的贡献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他的确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政治家,一个有担当的政治家。不愧是一个铁打的硬汉子。
  
——转载自《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9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