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
                                                      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
        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 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   
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作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幕，就是华国锋讲话。他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年和1980午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说，在讨论这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注意到在这个讲话中，他不再讲”两个凡是”。
分组讨沦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他举了六个问题为例，包括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去世了，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976年4月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等。陈云同志在党内威信高，问题提得准确。他的发言得到各组出席者的纷纷响应。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胡耀邦是中央工作会议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西北组的召集人，虽然他在分组会上的发言只有三次，但每一次发言内容都很重要。
我记得他第一次发言的时间是1978年11月13日上午。他在关于重点转移的发言中，引证毛泽东说的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一波平了之后再去提新任务，他说，揭批“四人帮”这个“波”还没有平，而是到了波峰，这正是提出建设任务的时候。同时他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胡耀邦在这个发言中对康生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他指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罪魁祸首，做了许许多多坏事，中联部、中组部和中央党校送了许多材料到他那里。他认为“四人帮”应该改称“五人帮”，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
胡耀邦的发言还提出了一个深层次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他要大家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他认为党内生活不正常，长期存在“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
胡耀邦第二次发言的时间是11月16日，讲的是农业问题。他认为，农业是当前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他认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
他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使人听出是在讲包产到户的必要，他虽然没有明讲，但这四个字已经呼之欲出。
邓小平和“宣言书”的起草
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大会上的讲话，而且找人起草。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 (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邓小平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他还说，  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他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他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不要纠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等。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要搞几定：(一)什么项目。(二)从哪里引进。(三)定在什么地方。（四)从谈判到管理定哪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比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邓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作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邓小平审阅。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找我们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
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关于这个讲话稿，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讲话用的题目也是他起的。
叶剑英功不可没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这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大家都迫切希望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如果说1935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那么，在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我们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就确立起来了。邓小平获得这样的地位，当然主要是由于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爱戴，但年高德劭的叶剑英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叶剑英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他说，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作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叶剑英讲到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叶剑英接着讲了一段，说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
叶剑英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认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的同志，对待这样一场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他认为许多人还是准备不足。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丢乌纱帽?他说，如果讲怕，他们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叶剑英这篇讲话，讲得是多么好呀!实在很少看到在党的文献中对发扬民主这件事情讲得如此透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