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式”检查不可取
    魏健康在《党建研究》2008年第11期撰文指出，每年年底，各式各样的检查都要提上有关部门的工作日程。检查是必需的，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提高工作。有的检查还需加大力度，非把问题查清不可。
但是，有些检查就变味了。比如，一些上级部门的检查喜欢搞预约式的，往往是发了通知还不算，还要打上几个电话，强调一些“要求”。笔者认为，这种“预约式”检查实不可取。其弊端在于：接到“预约”后，被检单位必然心领神会，自然要准备“接风洗尘”等活动，甚至还要备点“土特产”，这样不但加重了基层的负担，也会影响于部的形象。其次，一些平时工作不扎实的单位，为了迎接检查，势必要搞“突击”式准备工作，大做表面文章，这样的检查往往触及不到问题的实质，只能是走过场而已，而且，接到“通知”的基层单位一般会全体动员，“全力以赴”，这势必影响到其他正常工作。“预约式”检查，不仅助长了基层弄虚作假的歪风，也为产生腐败埋下隐患。因此，工作检查要真查。只有“真查”才能“查真”，千万别搞所谓“预约式”检查!
                                                 十七届三中全会让八亿农民分享改革成果
      最近的《北京晨报》有文章提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10月12日在北京圆满闭幕。这次全会的重要议题，是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全会明确了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科学判断，准确把握农村改革方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全会闭幕时发表的公报用简洁的语言，科学概括了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
三大部署，勾勒新农村发展“路径图”。“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这三项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和部署，有力应对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勾勒了一幅切实可行、富有可操作性的“路径图”。
八大举措，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就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全会从八个方面作出了具体部署。随着一项项极富含金量的措施的陆续出台，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将不断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崭新格局将不再遥远。在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八亿农民将分享到更多改革发展的成果。
                                   要善于用法治手段推动科学发展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最近在建设“法治浙江”工作交流电视电话会议上说，要从法治层面突破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都要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提供有效服务。
赵洪祝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一些地方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长期形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仍然没有根本转变。各级领导干部要从法治的层面突破制约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障碍，善于用法治的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增创转型升级、科学发展的新优势。立法是法治的前提，依法行政是法治的集中表现，司法是法治的防线，监督是法治的保障，普法是法治工作的基础。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监督和法律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都要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努力创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推进依法行政，重点、难点在市、县。要努力探索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继续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进一步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积极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问责制，推进综合执法，解决多头执法，深化政务公开，全力打造“阳光政府”。
                                   警惕“阶段性改革经验”路径依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科研处处长李佐军最近撰文说，在过去30年中，中国改革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有些改革经验具有普遍适用性，而有些改革经验只能适用于特定地区的特定时期。后一类改革经验可称之为“阶段性改革经验”——这种阶段性改革经验可能具有路径依赖特性，对今后的改革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应对此保持警惕。
比如，为许多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边际改革”、“体制外改革”、“双轨制政革”，“局部特许改革”、“经济优先改革”等，部属于阶段性改革经验，这些改革经验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很强大、行政体制改革“按兵不动”等情况下形成的，反映了当时的某种无奈。
                                     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德江经验”
2008年10月21日《新京报》有文章报道指出，2008年6月15日，贵州省德江县城郊发现了当地一名高三学生的尸体。公安机关经调查后认定为自杀，未予立案。受个别人的唆使煽动，死者亲属到县城举牌喊冤，短时间内引来上千名群众围观。6月27日，县公安局在德江一中召开了由县直部门负责人、新闻单位、城区中小学校长、一中全体教师和学生代表、社区居民和死者亲属参加的案情通报会，通过播放幻灯片和文字、口述的方式，对死者自缢死亡情况作了详尽的讲解和分析，说明了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充分理由和法律依据。之后，又通过当地报纸、电视作了广泛报道，让更多群众及时了解真相，消除了负面影响，事件得以成功处置。
从德江县公安局采取的措施来看，着眼于“说服”的案情通报会无疑是关键。这一经验理应为各地在处置一些争议事件或焦点事件时所效仿。行政机关对于其采取的行动应当能够提供足够的依据和理由，这是行政法一项简单的、也是基本的规则。走向“说服的政治”，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期待“德江经验”成为“说服的政治”的一个范本，并得到其他地方的争相效仿。
                                           知识分子“隐性下海”值得推广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撰文指出，应该鼓励和创造环境让更多的知识分子“隐性下海”——科学家可以按技术股所占的比重相应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平时则照常在院校里搞研究。
当初以袁隆平的名字为企业冠名时，曾遭到袁隆平本人的强烈反对：“袁隆平今天涨1元，袁隆平明天跌0.5元，像什么话!”但袁隆平有两个夙愿未了，一是把杂交水稻推广到全世界，二是把超级杂交稻研制成功。实现这两个宏愿都需要大量资金，懂得经营的专家不断向他灌输融资的观念，他终于同意了。
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知识分子下海多、下海早的地方，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因此，如果能把科研活动，与市场需求完全对接，就可以既拉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又增加知识分子的收入和科研费用，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