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不喜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叶剑英评任弼时语。
                                                                 党内的妈妈
      1938年3月，任弼时到莫斯科接替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他到职后，在秘书师哲的协助下，严肃认真地清理前任留下来的诸多问题，发现了陈郁的8次申述书。
      陈郁，中共早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到苏联学习，因同王明持不同意见，受到不公正的严重警告处分，并被送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改造七八年，无人过问。陈郁一再上书，提出申述，都被王明无理扣压。任弼时获悉此事，十分气愤，他仔细审查了对陈郁的处分决定，认为理由站不住脚，随即向共产国际干部处作了汇报，并决定让陈郁到莫斯科来，问清楚情况。
      陈郁走进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办公室，任弼时一见，急忙走过去，一把握住他的手，抱歉地说:“真是对不起，陈郁同志，关于你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太晚了。”几句话，令陈郁热泪盈眶。他倾诉了这些年的曲折遭遇，激动得要求马上回国参加战斗。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在研究了陈郁的全部材料后，决定取消给他的处分，并恢复了组织关系。
      1940年3月，任弼时回国，偕陈郁一同回到延安。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回国时连个招呼都不打，抛下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死活不顾；而任弼时却负责到底。后来，每当回忆起这件往事，陈郁都潸然泪下，说:“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称赞弼时同志是‘党内的妈妈’，我认为，对于这个光荣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同志的被子
       任弼时一贯耐心、谦虚地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
       有一次师哲向他反映一个问题，任弼时很细心地听着，在某一点上师哲讲得有些偏差，任弼时立刻予以纠正。这时，师哲才知道对他所反映的问题任弼时是完全了解的。于是，他好奇地问:“既然对我反映的问题完全了解，为何还要听我的汇报呢?”“你兴致勃勃地反映情况，我怎能给你浇冷水呢?”任弼时笑着回答。“你能耐心听，这使我很感动，但这却耽误了你的时间啊!”师哲说。任弼时解释道:“听取下级汇报，反映情况，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职责之一。”听了这句话，师哲深受启发。后来他很有感触地说：正因为弼时善于同干部、群众商量问题、征询意见，采纳别人的建议，所以他的指示和意见较易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
      1940年5月间，任弼时和李富春乘车到真武洞视察“七大”会址，路经安塞县侯家沟，遂将车子停在一所小学校门前，下车走进这所小学。任弼时有一个习惯，走到哪里，就把调查研究搞到哪里。在同校长的谈话中，得知该校有位女教师姓贾，是陕西韩城人。任弼时迫不及待地问:“她的女儿是不是叫师秋朗?” 校长很惊讶:“你怎么知道?”任弼时说:“先不谈这个，赶紧把她们请来。”贾老师带着女儿来了。经过了解，任弼时断定她们就是师哲下落不明的妻女，于是把她们带回延安。师哲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女儿，异常激动。以后，他总是念念不忘，是任弼时使他们全家得以团圆。
      其实，师哲并没有请求组织的帮助。任弼时不过是在一次聊天中，了解到师哲家庭的情况，就记在心中，一有机会就帮助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他找到了。
                                                               半条皮带
      红二方面军长征过草地时,一连走了十多天,干粮没有了,野菜也找不到。警卫员李少清对任弼时说:“任政委,今天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怎么办?”
      任弼时略一沉思,抬眼瞥见李少清身上的手枪背带,眼睛一亮:“有办法了。看,身上背的牛皮带可以吃呀!快解下来。”任弼时让李少清拿来一把小刀一人扯住皮带一头,割下了八块。他叫警卫员找些树枝点起火,亲自烧了起来,烧得见焦时,就把皮面上的黑焦刮去,再放到水里煮。煮了一个时辰,任弼时一边说:“差不多了,咱们吃牛肉吧”,一边带头吃起来。只见他“咯吱咯吱”地嚼着,还风趣地说:“这东西很有味道。”这时,总指挥贺龙和副政委关向应走过来,一起吃了起来,连声说:“这是好东西,比野菜好。你们真有办法。”于是,二方面军领导发动部队开始吃牛皮带,暂时缓解了粮荒。
 任弼时当时有两条皮带,吃到最后还剩下半条。他在上面亲自用钢笔写了一行字:“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送给李少清作纪念。现在,这半条皮带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年纪小，不要乱来”
      1948年，党中央机关迁到西柏坡，任弼时一家6口也跟着转移到了那里。有一天，任弼时的小儿子远远指着自己心爱的自行车对姐姐远志说：“看，漆都掉了。好姐姐，想法做件车衣，把它包起来吧。”远志答应了。做车衣，离不开布，到哪里去找布呢？当时，机关实行的是供给制，物资全归后勤处统管。谁需要什么东西，打条子去领就是。于是，远志便学着大人的样子，写了张领条，跑到行政科批了个字，然后，请父亲的警卫员小邵代劳去领了布。
 这件事，不知怎么被任弼时知道了。他把小邵叫到办公室，问明果然扯了６尺布，任弼时很不高兴。他把远志和远远找来，严肃地说：“全国虽然快解放了，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前线需要物资支援，建设新中国也需要资金。毛主席号召‘节约每一个铜板’，他自己还穿着补丁衣服呢，你们领公家的布做车衣，好不好啊？”听了爸爸的话，姐弟俩的脸顿时红了，连忙说：“我们这就把布退回去！”
      任弼时摸摸远远的脑袋，拍拍远志的肩膀，继续说：“今后要注意勤俭节约，再领什么东西，要经过我同意，你们年纪小，不要乱来。”
                                                        恩爱夫妻
      在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和新中国元勋中，任弼时的婚姻很具特色，他和陈琮英不但是典型的包办婚姻，而且是两小无猜的娃娃亲，尽管如此，他们却感情深厚，甘苦共尝，携手并肩，堪称恩爱夫妻。
       陈琮英的姑姑曾嫁给了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但不幸在第二年就病故了。任振声当时非常悲痛，于是，两家为代代交好，相约下一代再续姻亲。由于与任弼时家的特殊关系，陈琮英小时候常住任弼时家中，1915年任弼时考入湖南一师附中，当时，全家仅靠父亲教书的微薄薪金度日，生活非常困难。所以在第二年，任弼时曾打算辍学回家。年仅14岁的陈琮英主动提出到长沙当了一名织袜女工，陈琮英把她微薄收入中的一大部分交给任弼时，让他专心读书。1920年，任弼时要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准备赴苏留学。这时的陈琮英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她明知任弼时此行难料归期，但却无言地支持了他的抉择。
      在延安的时候，陈琮英尽管资历老，却从来不摆高干夫人的架子，更不喜欢吹枕边风“干预朝政”。有一天，江青嫌夏天太阳晒人，想弄点布在窑洞前搭个凉棚。当时，边区的物资非常匮乏，战士们连换季的衣服都不能按时解决。任弼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柴米油盐的事，江青找到了任弼时。考虑到物资太紧缺，也考虑到中央领导家属待遇平衡的问题，任弼时没有满足江青的要求。江青碰了钉子不甘心，回头又去找陈琮英。谁知，陈琮英一听此事，立即“挡驾”，说：“这可不行啊！咱们共产党是不兴吹枕边风的！”江青讨了个没趣，鼓着腮帮子，气冲冲地走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极一时的江青，借机打击报复陈琮英。她恶毒攻击陈琮英是“寡妇团长”，并拿她被捕入狱一事大做文章。就连她的大女儿、大女婿也不放过，把他们双双关进监狱达四年之久。陈琮英母女始终铁骨铮铮，不为淫威所屈。有位好心人曾劝任远志给江青写信求情，任远志却傲然不屈，坚决表示“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她说：“我是任弼时的女儿，是共产党员，现役军人，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怕什么？”后来，周总理闻讯，立即仗义执言，为陈琮英洗刷了不白之冤。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报告中，周总理在详细叙述了当年陈琮英被捕入狱的经过后，明确表示说：“陈琮英在监狱里表现得不错，态度坚决，什么也没说，后来是组织上保释出来的。”
                                                                          （转载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