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
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3页
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 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帐。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1979年 11月 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222页
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道理很明显,只是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需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现在真正干实际工作的还是那些年轻人。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有人说他们压不住台,帮他们压嘛。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1979年11月 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5页
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党的组织路线的问题,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就已经在着手解决,也做了很多事,比如我和一批人出来工作。但是把它更明确地提出来,还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大大地前进了。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
1980年2月 2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5页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年1月 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二.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
要注意发现人才。现在有些人的成就外国人都公认,我们反而不了解,说明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不能发现人才,要认真改进。
《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1977年9月 1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0页
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1994年11月 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5页
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里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所以,我们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1979年11月 22日,《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226页
军队有些方面的工作人员可以改成文职人员、雇佣人员,不穿军服。军事院校的好多教员,也可以用文职人员,不一定用军人。教数理化的为什么一定要军人呢?该当教授就当教授,该当讲师就当讲师。军队医院也可以实行医务人员的制度,定技术职称,搞那么多行政职务干什么?这些问题都要制度化。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总之,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要好好地找些人来专门研究。
《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
1980年3月 12日,《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288页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8月 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
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经过十多年的考验,中青年同志的政治面貌,领导和群众基本上都是清楚的。老同志还在,采取从上看和从下看互相结合的办法,是应当可以选好选准的。这项工作,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都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8月 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326页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333页
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页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1986年6月 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 164页
现在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今年十月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议程之一。这个问题很复杂,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就拿人事制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恐怕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组织上也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1987年6月 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
三、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
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我们面前摆着这个难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惟一的出路是要能下。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首先,思想上要弄通。应该说,问题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现在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员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始终解决不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要说服我们的干部,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可以不降低。要劝说一批同志去担任荣誉职务,比如在一个县,当个县的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省也是这样。有一部分干部可以到下面去工作,替换一些下面的干部,让他们回到生产中去,待遇不降低。还有一部分完全不能工作的干部,索性就离开职务继续休养,或者担任一个荣誉职务。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虽然一下子还不能解决,要慢慢来,但是总要逐步地解决。
这次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组织工作汇报时,我提出干部能上能下,是不是可以试验一下,先从基层做起。比如,支部书记当了两届后,就回到生产中去,生产队长当了两年又回去当社员。不是一级一级的总是上,要下,要能上能下。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在被领导时还可以起个帮助领导的作用,老支部书记帮助新支部书记,老生产队长帮助新生产队长。过一两年又可以选他当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相应地。在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这对干部是一个锻炼。这个问题,中央没有议过,我是第一次发表这个意见。在农村基层搞久了,也有缺点。当上一二十年的支部书记,又是“一帮子”,他的话差不多就是“圣旨”,这对于发扬民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都不利。支部书记到下面当个普通党员,生产队长到下面当个普通社员,可以看看他们当支部书记或队长的时候,工作和作风究竟怎么样,这对于发扬民主有好处。这个问题,请你们回去跟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交换一下意见,看是不是可以找些地方试一试。我个人考虑,可能是个好办法,至少没有坏处。企业里面的技术干部不能随便下放,不能让工程师去当工人,一个好的车间主任下去当普通工人也不好。首先从一部分党员行政管理干部中试行,比如厂一级干部可以下去当车间主任,当两年再说。为什么总是你领导人家,不可以被人家领导一下呀?总之,先从基层做起。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苏联怎么样,我不清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执政党的干部问题》
1962年11月 29日,《邓小平文选》第 1卷第329页
四、认真推行领导干部交流制度
干部工作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干部交流问题。这是中央作了决定的,现在也是执行的问题。干部交流,是自上而下的工作。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的交流,由中央组织部提出意见,经过中央批准。省委管理的干部的交流,由省委组织部提出意见,经过省委批准。干部交流不是由下面提出什么比例、数字,而是根据需要。少奇同志讲,有的不到百分之五,有的可以超过百分之五,有的可以不动。中央提出第一批干部交流的比例是不超过同等干部的百分之五。规定这个比例的意思是,不要一下子调动很多,来一个调动风,要慎重一点。干部交流,并不完全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调动,有的是这个原因,有的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交流一下对干部有好处。相熟的人搞到一块太久了,语言听习惯了,对事物的感觉就迟钝了,考虑问题就马虎了。有点新的语言,新的感觉,比较好。干部在这里呆一呆,那里呆一呆,接触的面广一些,知识也多一点。还有一种情况,不是哪一个人不合格,或者犯了错误,而是因为合作不好,形成“几套马车”。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党委,都有这样的问题。有了这样的问题,何不把他调动一下?还里担任原来的职务,换个地方就可能合得来了。有的人这里合不来,那里也合不来,多换几个地方就清楚了,总是他的毛病啦。干部交流,是为了锻炼干部,便利工作,给各个单位、各级党委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
《执政党的干部问题》
1962年11月 29日,《邓小平文选》第 1卷第331页
还有一个干部调整、交流问题。毛泽东同志讲了,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外,省军区和有些部门的干部也要交流一下,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有的在地方卷入了派性,妨碍地方的工作,总要调换一下嘛。如果有了山头,一定要去掉,要把山头平一平,把干部交流一下,不要挤到一堆。有些人适当调动一下地方有好处,主要是换一个地方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了解一些情况,遇事也会谨慎一些。总之,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对干部要教育,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军队整顿的任务》
1975年7月 1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页
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包括毛泽东同志讲的交流干部,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九七五年那一次的调整,陷进帮派活动中去的人会更多,受害的干部也会更多。那次调整,保护了一部分干部。但是那次调整的面太窄,还有些应该调整的没有调整,应该交流的没有交流。调整、交流是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倡、多次指示的,本来是应该接着做下去的,我们没有来得及做,就停下来了。
《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9页
今后我们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协调、人员如何经常交流的问题。人员不流动,思想就会僵化。外国科研机构很注意更新科研队伍,经常补充年轻的、思想灵活的人进来。我们也要逐步实行科研人员流动、更新的制度。
《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1977年9月 1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0页
对于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这是因为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战争年代形成过山头,当时我们靠马克思主义觉悟,靠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没有形成什么派。就是那样,山头主义也有影响,所以专门反了一次山头主义。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搞久了也可以调动一下。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1989年9月 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页
五、学习空气要加强,逐步把培训变为一项经常的制度
这几年的教训是,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体会不够。我们有许多错误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我们还是要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学习理论的空气,(毛泽东: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学习实际的空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党风,我们党的一个好的传统作风。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2月 6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 315 页
干部的学习空气要加强。这一次军队首先提倡干部学习,我看军委的规定是正确的。地方干部也要读点书,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要学的东西很多。学习什么,我这里不讲了,总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容多极了。
党校和轮训的问题,最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都在考虑。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党校和轮训分开,恐怕这个意见是对的。党校,带有经常的性质,学习时间长一点。党校还要培养理论干部,要求学员系统地读些书。轮训,则时间很短。或者把党校分成两部,一部搞经常的党校教育,一部搞轮训,教员也分开。中央党校也提出恢复过去的两部,中央还没有正式考虑,我是同意这个意见的。各地方也可以研究这个问题,注意这个问题。看来,党校不经常办会受到损失。一个时期我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变过去变过来。轮训有的地方已经完成了,有的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的继续进行,已经完成的可以考虑搞第二轮。第二轮不一定搞一个半月,不一定还是那些内容。比如八届十中全会的内容,也可以搞个第二轮,用十天半月或者一个星期,脱离工作,去议论一番。也可以读一读书,或者在一个时期集中议论一个什么问题。这些,中央可以考虑,地方也可以考虑。
《执政党的干部问题》
1962年 11月 29日,《邓小平文选》第 1卷第 332页
毛泽东同志曾教导我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安于当外行,要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政治水平,又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978年3月 18日,《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99页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978年 12月 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152页
目前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干部太多,而是不对路,懂得各行各业的专业的人太少。办法就是学。一个是办学校、办训练班进行教学,一个是自学。要下苦功夫学。在哪一行的,不管年龄多大,必须力求使自己学会本行。学不会的或者不愿学的,只能调整,没有别的办法,你耽误事业嘛。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1980年 1月 16日,《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263页
现在很多单位人浮于事。在这次经济调整中,有些企业或者会全部停工,或者会半停工。有关地方、有关部门对这些单位的干部和工人,除了安排他们轮流从事一些生产劳动,例如植树造林、修路、修水利,搞市政建设和卫生设施之外,主要应该有计划地、认真地对他们进行正规培训,提高所有受训干部、工人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并且经过考核,从中发现和选拔优秀人才。调整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须采取的一项积极措施,培训就是这种积极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家常说要增加智力投资,利用这次机会,有计划地对大批干部、工人进行正规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就是一种能够收到很好效果的智力投资。要使全体干部、工人充分理解这种培训的重大意义,逐步把这种培训变为适用于全体干部和工人的经常制度。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1980年12月 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1页
现在我还想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这不仅是专对新干部,对老干部也同样适用,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我们中国的革命,不就是这样成功的吗?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因此,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85年9月 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 146-147页
六、有步骤地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
组织路线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被接住了。与此相关联的,在人事制度方面,可以考虑把退休制度建立起来。全国各个部门和单位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退休的、当顾问的人,负责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福利方面的事情。把退休人员的问题处理好,便于我们选拔人才。这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不做不行。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1979年10月 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197页
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这个问题,同我们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请同志们好好地考虑一下。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有了退休制度,对各个部门、各级职务的干部的退休年龄有了明白规定,就可以使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一年该退休。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曾经考虑过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但当时感到不那么迫切,当时在座的同志大多是四十七八岁。一九六六年到现在十三年,在座的同志大多是六十岁左右了,这个问题迫切了,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实行退休制度是不是看不起哪个同志?不是看得起看不起哪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6页
我今天讲的话,对高级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你看,现在老干部倒了霉了,对生活待遇作了规定,要受到一些限制,特殊化基本上是不能搞了,又提到退休的问题,提到庙里的菩萨让出来、新的菩萨去坐位的问题,等等。这不是矛头都对着老家伙了?我看,不能这样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自觉。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活.不是假话。从整个事业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但是,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二十年后,在座的同志还能有几个人在?当然,希望大家长寿,但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现在我们不想远一点,看远一点,不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不出正确结论,好多问题就下不了决心,处理不下去。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1979年 11月 2日,《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227页
体制、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五十年代搞了个军官服役条例,一直没有行通,后来放下了。其实那个条例基本上是个好设想、好办法。如果那个东西执行了,就不会有现在的困难。这次会议后,就要着手研究这个问题。要有退休制度。不仅军队要有,地方也要有,国务院也要办这件事。军队干部的退休年龄要比地方干部小一些,因为军队要打仗。当然规定要切实可行。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军队不建立退休制度,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气。有了退休制度,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年该怎么样,这就比较好办。否则一个人一个人地处理问题,处理不下去。
《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
1980年3月 1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7页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五中全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在看来,还需要进一步修改、补充。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8月 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1页
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的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退休、离休的干部,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等各方面,都要逐个做出妥善安排。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0页
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六十岁的就是七十岁,七十岁的就是八十岁,八十岁的就是九十岁。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
《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1982年7月 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3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应当说,这一次在解决新老交替问题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如果花两个五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的形式,稳妥地顺当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这对于我们国家以后的发展,是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十年、两届还是需要的,一届恐怕不好,太急促了。顾问委员会今天刚成立,就宣布准备将来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82年9月 13日,《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5页
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1986年9月 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4页
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因为在国际上了解我这个人的不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影响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的因素之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想要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1989年9月 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5页
这次常委中有老的,有比较年轻的。当时我说,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现在看来,对我们四中全会选出的人,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的活动,国际国内的反映至少是很平静,感到是稳妥的,证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的。如果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退出去,人家再看上两三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定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这次事件一出来,我考虑马上退不行。现在过了三个月,如果到五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差不多还要一个半月,有了四五个月,政治局面就比较平静了,这是个时机。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吧。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1989年9月 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 315页
一九八○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一九八七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89年 9月 4日,《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22页
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我已经八十五岁了,多年来我提出退休,每次都遭到大家的反对。十三大的时候先搞半退,只当军委主席。有些老同志,彭真、邓大姐、徐帅、聂帅,已经全退了。我全退需要中央同意,我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最近香港传说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股票市场波动。这说明早退好些,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来,但是动乱我要管。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1989年9月 16 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 3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