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行政问责制  需实现三个突破
        王忠国在《中国改革报》第4291期撰文指出，通常认为，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当前，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机制必须实现三个突破。
        由权力问责转为制度问责。要建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行政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问责程序、问责事项等。
        由柔性问责变成刚性问责。从我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上来说，地方公众对地方主政官员的官帽要有重要决定权，主政官员以自己的政治形象、个人名誉作为政治行为的担保，也要以此为行政不作为付出代价。在实际工作中，强化问责制度的刚性。
        由封闭系统问责发展为开放系统问责。应当强化异体问责以及多方监督体制，积极推行和构建以人大为主导，司法机关、民主党派、公民团体、新闻媒体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协调的异体问责体系。

慎防民主生活会“变味儿”
    　李松在《瞭望》2010年第27期撰文指出，作为党内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活动制度，民主生活会一贯被视为增强领导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大法宝。根据有关规定，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每半年至少应召开一次。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不少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质量并不高。只谈成绩、不谈问题，相互之间总是讳言批评，最多是“提点希望”，偏离了民主生活会的本意。 “批评领导怕被报复，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批评自己怕失威信。”对于民主生活会质量下降，北京某科研机构一位干部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鲁照旺认为，民主生活会中“好人主义”盛行，与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深刻变化有关。随着改革的深入，个人利益逐渐变得稳定和可预见，有些领导干部明哲保身观念有所增强，党性比以前弱了，私心比以前显性化了，结果导致民主生活会开得“你好我好大家好”，和气一团，应付了事。华南师大理论部副主任谈方教授表示，如果有人在民主生活会上，及早、坦率、深刻地指出问题，有些人也许不至于在歧途上越走越远，乃至最后身败名裂。
        受访专家认为，民主生活会变成“集体按摩会”，暴露出动机不纯、思想不纯、党风不纯，是新形势下作风腐败。“变味的民主生活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毒化人的灵魂，误导人的价值取向，恶化权力生态环境。”

 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出口
       《领导科学》2010年第7期有文章指出，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有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由于在法律方面的诸多缺失，民间反腐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以至受到不少质疑和指责。一些专家认为，缺乏法律规范已成为民间反腐的最大硬伤。
        杜立元律师说：“要实现民间反腐与制度反腐的有效对接，关键是要既能让网民反腐的热情和积极性找到制度化出口，又要让官方所具备的侦查和威慑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他还建议：“一是支持和保护举报人。尽快出台举报法或举报人权益保护法，除了对反腐举报依法查处外，官方反腐机构应理直气壮地支持举报人的行为，保障举报人的人身安全。二是建立举报补偿制度。当公众为反腐作出了贡献并支付了成本后，政府应及时给予认定和补偿。”
        有多位专家认为，国际上廉清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官员都是由民众、舆论与媒体进行集体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的核心命题在于政府愿不愿意把监督权下放给社会。那么，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一票否决”的局限性和 规范对策
        王勉、郭奔胜在《半月谈》撰文指出，一票否决”近年被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和一些企事业单位广泛采用。无论是在执行政策、选拔干部等重大问题上，还是在日常对具体工作管理的过程中，“一票否决”在很多地方和部门越来越成为考核与评估的重要标尺乃至唯一标尺。
        然而，“一票否决”在实施和执行过程中存在某些局限性，甚至产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副作用。比如，“一票否决”过多过滥，不利于调动积极性，容易助长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无过就是功的心理和消极作风。“一票否决”还使一些政府部门自身权力膨胀，一旦某项工作被列入“一票否决”，就意味着相关职能部门多了一项可以“兴师问罪”的权力，甚至成为某些部门和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如何规范“一票否决”的运用，有关人士给出了以下建议：第一，避免“一票否决”被随意滥用或将其简单化。必须强调“一票否决”制仅仅是强化某种工作力度的一种手段，不要把它当做解决问题的万能良药。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目前，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不高，对下级部门过多过滥地采用“一票否决”的管理方式，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并不符合科学、合理、效率的原则。因此，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是破解“一票否决”异化现象的重要前提。

制度化“考”官新模式将启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9目召开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并要求各级党(党组)要“抓好组织实施”，“力戒形式主义“。这意味着酝酿已久的制度化“考”官新模式即将启动。
        分析人士认为，从公开披露的信息看，官员考评新机制体现出三大新亮点：第一，对干部的考核内容更强调民生，而不是单看gdp的增速有多快。第二，对干部的考核过程更强调民主。第三，对干部的考核结果更强调体现民意。“民生”着眼的是“干部应做什么”，“民主”着眼的是“科学考评干部所做工作的途径”，“民意”着眼的是“干部所做工作优劣的判断标准”。民生、民主、民意“三位一体”，就构成了官员考评新机制的“三民”原则。
        上述人士认为，干部考评体系透露出的往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需要有一批敢想敢闯敢于发展经济的干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社会利益日益分化，利益群体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急剧上升，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经济社会急需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轨道，需要选拔善于处理利益关系、善于推进科学发展的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官员考评新机制正是适应这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