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跃
       陈铁军和周文雍，或者周文雍和陈铁军，就像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告诉人们的一样，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吐露爱情心声，相依相拥，留下了一段千古传诵的凄美浪漫故事。那黑白的经典画面，经由时间的冲洗，愈发清晰。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陈铁军的父母过世得早，在生前把她许配给佛山当地盲公饼何家大老板做孙媳妇，何家在佛山是有名的富商，在陈铁军小学毕业时，男家催她完婚，为祖父冲喜治病。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旧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对方又是富甲当地的巨商呢。不管陈铁军如何反对，家里也不肯给她取消婚约。连她的老师也劝她可以跟对方见见面，要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还是可以慢慢建立感情的。当时陈铁军的兄长也催促她早嫁。在这种情况下，陈铁军只好答应了，但是提出了“过门不同房”，等读完书再圆房的条件。
1925年，不顾家里人的反对，陈铁军执意考入中山大学（当时称为广东大学）文学院。反抗婚约、离家出走，这在当时需要莫大的勇气，也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因为此事，她几乎跟家庭决裂，家里也不给她钱，只有她的嫂子偷偷变卖首饰资助她。但其时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她所接触到的新思想、新思维，促使她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从前她的名字叫燮君，从这时起她改名为铁军，以表示与旧我决裂。也许像陈铁军这样的奇女子，天生就充满着不安的因子，追求革命，向往理想与公平的新世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秋瑾女士的这一著名诗句，似乎就是为她而写的。
       而比陈铁军小一岁的周文雍，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家庭环境。周文雍的家乡，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凤凰里”，在今开平市百合镇茅冈村。据该村90多岁的周瑞约老人说：“文雍家以前很穷，后来，他爸爸生病了，他小小年纪就帮妈妈拾柴、做饭、洗衣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文雍很聪明，特别爱读书。”
       辛亥革命后，到处兴办新学堂，茅冈南面的横石里，也兴办了一所小学，叫做“横石里作求小学”。文雍就被父亲送去接受教育。虽然上学的路途较远，离家好几里，中间还隔着一条潭江，但是文雍却从不迟到早退，一心向学。17岁那年，他在亲友资助下考入广州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
       在这个人称“红色甲工”的学校里，周文雍读到了许多进步书籍，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团支部书记和校学生会主席。无从考证周文雍和陈铁军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相识的，但我们知道，共同的信念与理想，很快就要将这两个家庭背景迥异的年轻人的命运紧紧牵在一起了。
           被捕时他们的爱情来不及表白
       在和周文雍成为“夫妻”之前，陈铁军和邓颖超结下了很深的情谊。1927年，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全城处于白色恐怖之下。而这时候，邓颖超的第一个孩子因难产不幸夭折，留在广州住院休养。4月15日拂晓，大批军警包围中山大学。陈铁军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山大学党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她接到组织要她迅速撤离的通知，马上想到正在住院的邓颖超也处在危险中，她舍命爬过墙头逃脱敌人的追捕，以巧妙的化装逃过军警的耳目，从城内跑到西关，通知因难产而在医院留医的邓颖超撤退。医院在第二天遭到特务搜查，而邓颖超则在陈铁军和医护人员的护送下安全登上开往香港的船，并由香港辗转回到上海。
周文雍、陈铁军牺牲时，有报纸报道了这件事，聂荣臻把报纸剪下来带在身上，一直都舍不得丢。直到长征的时候与周恩来夫妇遇上，告诉了他们这件事情。听到这一噩耗，邓颖超当场哭了。周恩来对周文雍比较熟悉，对陈铁军不是太熟悉，但不幸的消息还是令他十分感动与难过，感慨说陈周之间的爱情是“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且说陈铁军帮助邓颖超脱离虎口后，与党组织暂时失去了联系。为了避开追捕，她秘密逃回家乡佛山。她的三哥是位商人，见陈铁军回来了十分高兴，便劝她说：“现在外面风声很紧，若被警察捉去了，连命都没了！”“你要读书，我供你去香港或出洋留学都可以，你要为自己的前途、幸福着想呀！”陈铁军理解哥哥的好意，但她不为所动。三哥见陈铁军不听，便想通过比陈铁军小4岁的二妹陈铁儿去劝其姐回头。殊不知陈铁儿因受陈铁军的影响，不但忘记了自己的“说客”身份，反而和姐姐一块投入了革命的洪流。
不久，陈铁军接到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到香港接受任务。8月，受命给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当助手。为避免怀疑，奉命以夫妻的身份开始建立秘密联络机关。
       在“家庭”内，他们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对富家出身的陈铁军来说，穷学生出身的“丈夫”的忘我工作精神不久就吸引了她。11月间，周文雍在街头游行中被警察逮捕，幸亏未暴露真实身份。陈铁军日夜悬心，以“妻子”身份探监时，偷偷送进许多红辣椒。周文雍吃后满脸通红，如同发高烧一样说胡话，经同监人大闹和事先疏通了狱医，监狱当局把他送进医院。地下党马上派人到医院支走看守的警察，将周文雍抢出来送回“家”中。因刑伤未愈，陈铁军像妻子那样日夜照顾，周文雍深深被感动。所谓患难见真情，两人的感情发展到近似夫妻，只差最后一句话未说破。
       广州起义第二天，长堤方向告急。警卫团的领导不会粤语，难以同工人协调，到指挥部要一名翻译。周文雍看看身边只有陈铁军可派，在枪炮声中两人面对可能的生离死别，只是深情地互道珍重而分手。二十天后，两人再度扮作夫妻回广州，陈铁军扮成雍容华贵的“金山少奶奶”，在广州拱日路租了一间洋房住下，迎接打扮成从美国归来的“金山阔少”周文雍。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1928年春节期间在广州要发动一次政治攻势，叫做“春季骚动”。即在广州的公共场所、繁华街道，散发革命传单，告诉广州人民群众，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并未完结。陈铁军除了在广州联络同志外，还利用春节回佛山活动了几天，向其哥嫂筹得200元的款项作为活动经费，大年初二回到了广州。
       大年初五，因为叛徒的告密，春节的爆竹声声中，警察前往秘密据点抓捕周文雍和陈铁军。当时在家的陈铁军听到动静，让同样是地下党员的妹妹铁儿从阳台逃走，自己留下搬动窗台的花盆发出信号。不幸的是，周文雍未发现这一告警信号，跨进门后，二人同时被捕。
          正月十五他们在刑场举行婚礼
       周文雍被捕后，警察局局长朱晖日亲自提审。他见周文雍毫不动摇，下令用“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酷刑逼供。周文雍几次昏厥，醒后仍坚不吐实,并在监狱墙壁上题写了一首《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陈铁军受审时面对威胁利诱也毫不动摇，只关心“丈夫”的情况。朱晖日恼怒之下，决定公开处决这对顽固的“共产夫妻”。
当周文雍和陈铁军得知被判处死刑时，神态自若。法官问周文雍死前还有什么要求时，周文雍说，要和妻子陈映萍（陈铁军的化名）合影。于是法官把摄影师带到监狱中，为周文雍和陈铁军拍下了那张著名的铁窗前的狱中结婚照。这张照片上的周文雍大义凛然，只是手势不正常，显然是受刑后造成的结果。陈铁军则披着四五尺的宽围巾，呈现出一副安详的样子。这张流传下来的陈铁军和周文雍的唯一一张合影，是他们坚贞爱情的信物与见证，也早已成了历史的经典镜头。
       2月6日下午，陈铁军、周文雍被分别押上黄包车，解赴东郊红花岗（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刑场。因害怕劫刑场，当局前面用骑马的警察开路，后面以大批持枪的警察押阵，沿途戒备森严。但是，群众还是闻声而来，站满了马路的两旁。开枪之前，面对大批围观的百姓，陈铁军大声呼喊道：“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这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但这时枪声并未响起，一个军官把陈铁军拉开，拔掉插在她身上的标明枪决的木签，又对她作最后诱降。陈铁军奔回周文雍身边，慷慨地说：“我们要同生共死!”顷刻之间，她又显得十分娴静，她看见周文雍的白衬衣的领子向内折，就温文地为他整理，并且说：“我们要整整齐齐、神采奕奕地就义。”周文雍点点头，微笑向她表示谢意，同时提起她的围巾的一端搭在自己的肩上……这就是流传后世的在刑场上举行的悲壮婚礼，也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特殊婚礼。陈铁军临刑前的这番话，当时广州及香港的报纸均有报道，许多人看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就义时，周文雍年仅23岁，陈铁军24岁。
       1962年2月，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全国剧作家的一次会议时，号召作家们把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故事写出来。这部电影的编剧张义生就是在场的剧作家之一。据张义生老人讲，剧本中有大概90%的情节是真实的。
（本文转载自《晶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