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称他为“半个朋友”
据著名的《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李立三是他的“半个朋友”。这半个朋友之说是怎么来的呢？两个当事人似乎说法不一样。 
        首先是两人见面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回忆是在1915年，但李立三多次谈到是1916年中秋节。其理由是：1915年，他刚到长沙上学，那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因此，不可能是1915年。事情发生在他在长郡中学念书那一段，而1917年他已转到广益中学去了，所以，也不应该是1917年。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他1936年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的“访友”活动作了这样回忆： 
        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 
        1961年5月31日，李立三在接见安源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谈安源罢工史时，就书稿中提到的“二十八画生访友”这一问题作了解释。 
首先是时间问题，李立三认为，“二十八画生访友”的时间不对，可能是1916年的事情。因为，“1917年，我在广益中学毕业，此事发生在我在长郡中学上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是一个小团体。毛泽东的征友‘启事’是在南城门看到的，是古典文体、手刻油印的。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大意是：愿意与有爱国热情的青年联络，愿与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志士为友。落款署名‘二十八画生’，注明了联系方法。读了‘启事’，觉得这个‘二十八画生’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值得钦佩。经过一番分析猜测，推断出这个‘二十八画生’可能是毛泽东。当时，我们都听说在长沙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都想去看看他。就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那天，我和中学的一个姓邓的同学相约一起去看毛主席。在第一师范的宿舍和自修室都没有找到他。我们找到教室去，看见他坐在讲台上，正聚精会神地看书。毛主席比我大六岁，看他好像一个大先生的样子，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原来在印象中他是一个‘怪人’，就没有敢同他谈话。我假装着去看墙上贴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的背后走过去，看见他正在看‘宋史’。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了，他才发现我，就起身下了讲台向我走来，可是我没有与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后来，在与毛主席相处的日子里，闲谈中提起这段往事，毛主席说：‘原来是你呀！当时我跟你讲话，你没有回答。’我记得没有听到他与我说话。毛主席还说：‘那次访友活动，只交了三个朋友，现在再加上你，当时我们没有对话，只见了一面，那就算半个朋友吧！’”
          据曾担任过李立三秘书的李思慎回忆，他发现李立三与毛泽东就这件事的说法不尽一致，出于好奇，在一天晚饭后陪李立三散步时，便直接向他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李立三想了想，微笑着说：“说起来很有意思，实际情况并不是像斯诺在书中所写的那样。那是(毛)主席对斯诺说的，是他记错了。1915年，湖南省把12个县的中学生集中起来，在长沙成立了长郡中学，实际上是一所省立中学。我也随着醴陵的渌江中学合并到长沙的长郡中学念书。1917年转到广益中学念书。这件事发生在长郡中学，应该是1916年。”
        说到两人是否谈了话的问题，这次李立三又把他与毛泽东见面的情形重说了一遍。他坚持说，他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时，只见到毛泽东起身向他走过来，他就立即走开了，彼此都没有说过话。所以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半个朋友”的缘由。 
        不过，在唐纯良著的《李立三传》中却这样写道：“1917年罗敖阶(罗章龙)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和毛泽东交了朋友，为了更多地交些朋友，毛泽东就请罗敖阶把李立三介绍给他。李立三接受了罗敖阶的建议，同意和毛泽东谈一谈。于是约定，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李立三去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拿一张报纸坐在长凳上看，李立三凑上去，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隆郅，毛泽东站起来握手表示欢迎……李立三听完毛泽东的讲话，无话可说，就走开了。”
        看来，其中的真相还有待史家考证辨识清楚。
                  李立三为毛泽东恢复军职
        红四军胜利地击破了敌人的“进剿”、“会剿”，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根据地。朱、毛在斗争中总结出了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写信给红四军指出：“红四军应组织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1928年入冬以来，井冈山地区连降大雪，奇寒。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和经济封锁也步步加紧。正值红四军前委召集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期间，传来湘、赣、粤三省国民党军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的消息，军事形势十分严峻。更为严峻的是，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井冈山的经济极度困难。在此形势面前，红军要不要派主力打出去扩展游击区域，在红四军内部是有争论的。
        经过一系列斗争，红四军局势终于有所好转。而4月3日，红四军前委却收到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7日写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来信，中央根据当时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低落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会议上的演说精神，要求红四军分编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乡村去，以避免被敌人所“消灭”；担心“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为使“分编更多方”，“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
        毛泽东不同意中央的意见。4月5日，他以前委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一开头就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他列举四个方面的理由，阐明红军必须集中、领导者不能离开的客观规律。说中央的意见“是错误的”。因此，有同志认为毛泽东不服从中央的决定。
        6月22日，“七大”上，陈毅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愤而请调，暂离军队。
        中共中央对红四军领导之间的分歧及红四军“七大”的结果极为关切，陈毅奉命去上海汇报情况，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先听汇报，其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李立三代表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经过李立三、陈毅、周恩来讨论，由陈毅执笔，代表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指示信》，通称《九月来信》。为后来的古田会议明确了指导思想。
        《九月来信》对红军与根据地、红军的根本任务、红军的发展方向、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的给养与经济、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等问题，都做出了指示。同时十分严肃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议的缺点及其危害，指出：“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之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一些同志)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根据地和建党建军的正确主张，正确地解决了红四军中的重大分歧，维护了党的团结，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最后明确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是《九月来信》最有决定性的精神，也是中央指示最英明之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深深感激他的老朋友、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他立即又单独给李立三写了一封充满极度友情的信。向李立三报告了他的近况；委托李立三替他与爱妻杨开慧、儿子毛岸英取得联系；要求李立三帮助他解决“知识饥荒”，“时常寄书报”给他；请求这位上级领导“能抽暇写信(对他进行)指导”。
                      （本文摘自《李立三红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