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洛矛盾”逐渐加深。“毛洛合作”开始发展。是偶然也是必然，“毛洛”一起踏上长征路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谁也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路，也没有“长征”这个名词。那时红军是向西边走，实行战略大转移，最初的目标是到达湘西同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会合。当时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为“西征”。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中去。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提出异议，这才让他们留在总部。毛泽东邀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1934年10月10日晚上，毛、洛、王3人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到赣南于都集结，渡过于都河，踏上西征路。就这样，毛、洛、王3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并不是一个正式机构。3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肚子里还有弹片。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

毛、洛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

1932年秋冬，张闻天在上海接受“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的教训，就已开始了由执行“左”倾路线到反对“左”倾路线的转变。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直至策略路线，逐步挣脱“左”的桎梏。这一艰巨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同犯“左”倾错误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产生、发展、加深的过程。所谓“博洛矛盾”，在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博古接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在此期间，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博古共事，虽然工作作风不一样，对若干具体问题难免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上，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原则分歧。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在实践中逐渐觉察到“左”的危险性，认识到“左”倾也会成为革命前进中的最大的障碍物，反对“左”倾的一面开始滋长。而博古却迟迟没有这种觉悟，而且他的警觉的目光，总是在寻找着一切“右”的迹象，并加以无情的打击。如此，两位领导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针、政策上，产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间政治上的分歧，首先产生在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也即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变化的认识上。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发表宣言：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这在国内、国际都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强烈的反响。然而，博古却认为宣言上的提议只是个宣传口号，是用来揭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的。我们不会去同他们订立什么共同作战的战斗协定。而张闻天接受了淞沪抗战事实的教育，对日本侵略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开始有所认识，纠正了“一·二八”事变后对十九路军军官的过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对在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的对日作战协定的理解同博古大为不同。博洛之间又一个分歧点，是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先是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重复王明在《两条路线》中阐发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产阶级并列的特点，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等文章中则提出“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张，认为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发展，采取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显然同博古将资本主义作为“反对”对象，采取“系统限制”的政策大相径庭。

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发生在“福建事变”前后。

193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利用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暂停南侵之机，坐镇庐山，调兵遣将，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原本就同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在周围一批进步人士的劝说下，决定变“剿共抗日反蒋”的方针为“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主动派代表秘密前往红军驻地商谈停战反蒋事宜。

对于同十九路军谈判，博、洛态度大不相同。博古疑惑重重，他看不到十九路军将领的进步，总以为他们来谈判很可能是为等待援助而施的狡计。因此，十九路军代表到瑞金谈判时，博古避而不见，表示冷漠、轻视。张闻天则相反，十分重视这次谈判。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针对博古他们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采取的关门主义方针，张闻天于11月22日在党内刊物《斗争》上发表文章鲜明地提出批评。张闻天指出，在全国的民族危机面前，“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可能”，“在个别地方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号召一切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同我们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

  对于张闻天“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主张，博古他们充耳不闻。“福建事变”爆发以后，在政治上他们不仅不作有力的声援，不去积极地推进联合，反而起劲地进行揭露、批判，采取一种极左的诋毁、排斥、打击的策略。他们也不同十九路军直接配合，争取主动，粉碎“围剿”。他们不听彭德怀的建议，也不采纳总政委周恩来的主张，而执行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的指示。他们没有指挥红军东出侧击“讨逆军”，反而向赣江方向活动去攻击永丰地域的敌人堡垒，企图越过赣江，进逼南昌。张闻天得知红军西调，立即提出“反对”，主张红军应该东调援助十九路军。张闻天认为，只有在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我们才能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军委采纳了张闻天的建议。然而到这时才把红军东调，为晚。而十九路军在蒋介石军事压力之下内部发生分化。福建人民政府已呈颓势。十军参谋长尹时中于1934年9日到瑞金求援，博古、李迟迟不作肯定答复。就在之间，维持了53天的福建政府于1月13日解体。

“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开始之前和失败之后。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敌人集中11个师兵力，自两岸夹江南下，缓缓地向广昌作堡垒推进。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决战”。洛甫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毛、洛的意见，李德、博古不听。他们调集红军主力师，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由于战争指挥的根本错误，消耗巨大，终于不得不在4日放弃广昌。广昌战役的失败完全是李德、博古不接受毛泽东正确主张，推行单纯军事路线的结果。

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他们提出了严正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