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毛泽东一生只写过一块墓碑，就是为他的国文教师袁吉六先生写的。正是这位袁老先生，将毛泽东的作文判了个不及格。学界泰斗章世钊称赞袁先生“此老通古今文史”，一代文豪郭沫若则誉袁先生“斯人育天下英才”。

毛泽东的国文教师

    周谷城先生曾在他的《毛主席的四位老师》一文中写道——

    袁吉六先生，是湖南省保靖县的一位举人，在第一师范教书多年，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古文。毛主席在学生时代，练就了一手好文章。他后来回忆说：“我能写古文，颇得力于袁吉六先生。”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回忆到自己学生时代的生活，很有风趣地说了下面一段话——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袁大胡子”就是袁仲谦先生。先生身材魁梧，体貌威猛，且蓄着长须，所以人们称他“袁大胡子”。

    袁仲谦(1868—1932)，字吉六，又名仕策，祖籍湖南省隆回县孟公乡(今罗洪乡)白莲村，系清末拔贡。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学习时，那国文教师正是袁仲谦先生。

    建国后，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当年的师生情谊，除了给袁师题写墓碑之外，还多次过问师母 (袁仲谦遗孀戴常贞)的生活情况，并贶以钱物。 1950年，即给当时的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写过这样一封信——

    首道同志：

    张次各、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

 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戴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O年十月十一日

    王首道接到这封信后，即指示长沙民政局每月发给戴常贞老人生活费三十万元(合1955年后发行的新人民币30元)，以为养老之资。

    古文要学韩昌黎

    当时，一周一次的作文课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毛泽东的作文又最为同学们所推崇，因为他观点新颖，文笔流畅，下笔滔滔不绝，没想到袁先生要求太严，毛泽东的作文还没够上“及格”的分数。批分这么紧，大家都有些傻眼了。

    “润之君!”只听袁仲谦先生点名叫道：“今晚请你到我房里来，我们谈一谈。”

    毛泽东见自己推崇的老师请他，心中的烦闷一下子烟消云散，晚饭后就早早动身了。走过教室长廊，再穿过一条花枝掩映，碎石铺地的小径，就见一排矮矮的平房。那第一间门上贴有一联：“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只见笔畅墨酣，写得神采飞扬，一望而知，是老师的手笔。这便是“袁大胡子”的住所了。

    毛泽东进得门来，只见小小的书房里窗明几净。

    润之!你的文学才能是不错的；我给你的批分缘何不及格呢y你的写法不对头呀!你用的是新闻记者的手笔!

    毛泽东听了一怔，然后分辩说：梁启超先生不也是用的新闻记者笔法么?

    梁启超?梁启超的思想当然是好的，我赞成，可是他的文章，半文不白，还叫什么“新文体”?

    他又从书案上抽出《韩昌黎全集》塞到毛泽东的手里：你看看，这里有“新闻记者”笔法么?

    一会，又从书屉里取出一个题着《诗集》的抄本，翻开一页，对毛泽东说：

    你看，便是老朽的拙作，也是刻意仿古，何曾敢耍半点花腔!

    毛泽东接过一看，见那是一首誊写工整的五言古诗：

    过凤滩

    险哉百八滩，凤滩长且陡，尚隔九重山，已闻滩声吼，将下伏波祠，虎豹夹舟走，峭壁蹴两岸，但漏天一绺。中流伏猖鬼，耍前复截后。涛惊群龙怒，腾擎争左右，喷沫舵楼里，滂沱长年首。停浆奋巨挠，推挽逐波纽，招扶忙未了，横空绿二酉。潭心定惊魂，余势犹抖擞。浮鸥散沙裔，归人喧渡口，返景虎溪黄，始觉倚蓬久。燕子款款下，新月钩东斗。

    这一晚的谈话直到夜阑人静。袁胡子一边送毛泽东走出房间，还一边拍着他的肩膀说：润之君!岂不闻“文章妙来无过熟”呀!只要你多读、多写、多想、多问，以你的文学才能，熟烂于心，顺应于手，自是指日可待!

    这一次谈话，毛泽东感受极深。“只得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他本是绝顶聪明的人，加上学了袁仲谦先生的读书方法，逐篇熟读，刻苦练习，不久就做得出像样的古文来了。袁大胡子见了，不觉喜形于色，击节赞赏，常在他的文章后面批上“孔融笔意”、“昌黎手法”等评语。

    中南海家宴忆袁老

    1952年，毛泽东同志为怀念自己的老师，亲笔题写了如下的碑文：

    袁吉六先生之墓

    毛泽东  书

    据查，毛泽东题写墓碑，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当时，这张题字寄到隆回。隆回县政府后来拨款修了袁先生的坟墓，同时刻好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墓碑。

     流光飞逝，坟墓年久失修，竟为荒草所掩。十年动乱结束后，袁仲谦先生之次子愈樵已经退休在家，到了1983年，为实现多年心愿，他专程回到隆回县老家，将其父坟墓修葺一新。

    新墓竣工以后，袁愈桶突然想起一事。因去拜谒一位对联界耆宿，求为题写墓联一副。不料那位精于联道的老先生听了愈桶介绍的故事，抚掌而起，哈哈笑道：

    “佳联早已作好，何必他求!”

    愈樵大惑不解：“是何时何人所作?我怎么一直不知道呢？”

    “你想，当年在中南海主席家宴上，章、郭二老那一席流水对话，实为一副绝对，将令尊大人一生业绩，道德文章，概括得何等传神!谁还能做出比这更加言简意赅、气度恢宏的墓联来呢?”

    一席话说得愈桶忆起一件往事。

    那是1964年年底，全国三届人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后，毛主席在中南海举行家宴，特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郭沫若、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等同志赴宴。

    这次宴会，毛泽东同志置备了湖南家乡菜招待客人。众人人席，只见桌上摆的是辣椒炒肉，豆豉辣椒蒸鱼，麻辣香干等几样菜肴。周世钊见了，不禁脱口而出道：地道的家乡风味!勾起我们多少家乡往事的回忆呀!周老沉吟了一会，又不无感慨地说：记得离开一师的时候，袁大胡子也请我们吃过一次家乡便饭。主席，不知你可还记得?那一餐豆豉辣椒，呷得可真痛快呀!

    怎么不记得呢。毛主席说，算起来也有四十多年了。袁胡子讲课的神气，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这样，话题就转向了袁仲谦先生。（未完待续）